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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8 11:19 来源:中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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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谈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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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应探索多层面、多渠道的党建经费保障机制,如将社会组织党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1979年3月16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上,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论断,第一次明确了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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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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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2月5日上午,省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曾志权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全省工商联工作,努力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2019-07-1809: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连载了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离退休干部局组织编写的《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本书以口述实录方式记录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重要工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追忆陈云、邓颖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纪检人的崇高风范,回顾重要党内法规出台经历,讲述端正党风、查处大要案、受理信访举报等工作中的故事。为全党全社会了解反腐败历程和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全新视角和丰富资料,也为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学习参考。>>>详细

孔祥仁:从国际反腐败的参与者到引领者

孔祥仁(中央纪委原外事局局长),男,汉族,1953年12月生,山东人,198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5月进入监察部工作,先后在监察部办公厅、监察综合室、中央纪委外事局工作,2014年3月退休。

光阴似箭,纪检监察外事工作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我作为从事纪检监察外事工作的外语专业干部,亲身见证和经历了纪检监察外事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看到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不禁感慨万千。

外事工作的起步

1987年监察部恢复组建后不久,对外交流便提上了日程。我是1988年5月调到监察部工作的。那时,中纪委的对外交流是由中联部负责的。我们国家行政监察工作中断20多年了,怎么个搞法没有经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国外学习借鉴。按照监察部领导同志的要求,办公厅很快行动起来。当时负责外事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办公厅主任李至伦同志,后来他担任了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对外,他是外事工作负责人,我是唯一的工作人员。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跑使馆,开展工作。

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代表团出访考察,一个是考察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搞行政监察工作的,再一个是考察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监察体制及其工作情况。后来监察部成立了外事办公室,也就三五个人。但是短短几年,监察部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新加坡、泰国、瑞典、英国、埃及等20多个国家的监察机构建立起交往关系。除继续派团出访外,我们还邀请这些国家监察机构组团来访,共同交流做好监察工作的经验。外事工作对于如何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发挥了促进作用。

外事工作的大发展时期

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后,专门设立了外事局。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纪检监察外事工作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工作思路是:继续保持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交往关系,同时开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纪检监察机构的交流合作关系,并将政党之间在纪律监督方面开展交流列为工作重点之一。根据中联部的指导和配合,中纪委不仅同执政的共产党就党的建设和纪律监督进行经验交流,也有选择地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进行交流。到20世纪末,中央纪委监察部同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交流合作关系,与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监察机构和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交流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整体上进入经济和平发展时期,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巨额财富的积累,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治理腐败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共识。到90年代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展了反腐败斗争。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纪检监察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反腐倡廉工作上来。这对外事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也相应集中到反腐倡廉上来。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借鉴国外治理腐败的经验和做法,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意志,介绍中国反腐倡廉的方略和做法,在反腐败国际舞台上增加话语权,提升国家廉洁形象。为此,我们的交流合作对象扩展到各国的反腐败机构,并积极同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加入国际性和地区性反腐败合作机制。1995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同巴基斯坦一道发起成立了亚洲监察专员协会,我们派代表团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反腐倡廉会议。在反腐败领域,我国开始站到了国际舞台。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进入21世纪,全球反腐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没有哪个国家不高举反腐败的大旗,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趋势,世界各国携手治理腐败形成共识。我国纪检监察外事工作同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的建立,发挥大国的作用。

在双边合作方面,与我们建立起交往关系的国家扩展到近90个国家,我们有选择地同近20个国家的监察及反腐败机构签署了交流合作协议,把合作用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美两国在执法合作框架下设立了反腐败工作组,开展实质性合作,特别是将追逃追赃列入合作的范围,我们向美方提交了逃美贪官黄玉荣、乔建军、许超凡等的案件,提请美方协助追捕。

在多边合作方面,我们代表国家参与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制定和谈判,积极提出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主张,我国成为第一批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也是实施该公约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我们同美国联合发起成立了20国集团(G20)反腐败工作组,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发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反腐败合作机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与提高透明度工作组,并逐步成为其主要成员。我们还同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开展了交流合作。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演讲专门论述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我国主导起草了《北京反腐败宣言》。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我国将反腐败国际合作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起草了《2017—2018年反腐败合作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点阐述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中国主张。我国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参与者逐步成为合作的引领者和积极推动者。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风暴

曾几何时,贪官“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国外仿佛成为他们的避罪天堂。这既是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的痛点,也是广大百姓的关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追逃追赃工作,将其列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追逃追赃工作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抓。我还清楚记得2013年11月的一天,岐山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专门谈了追捕外逃贪官的事,对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顶层设计提出了明确意见和要求。根据岐山同志要求,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研商、充分沟通,我们提出了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6条建议:在中央、省两级设立专门的追逃追赃协调机构;制定引渡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相关法规;组织人事、纪检、海关、边防等部门加强管理预防外逃;打击地下钱庄和洗钱行为;将外事局改名为国际合作局,增设追逃追赃处;建设专业队伍,搭建平台,拓宽合作渠道。中央采纳了这些建议,中央反腐败领导小组设立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由中央纪委牵头,成员单位有外交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各省区市参照中央建立各自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由省纪委牵头,相关单位参加。随即,追逃追赃大戏拉开了帷幕。

追逃办精心部署,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整体合力。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2019-07-18,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名单的红色通缉令,指名道姓公开曝光百名外逃腐败分子,将他们置于全球围捕之中。到今年7月,已有近60名红通外逃贪官归案,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其中公职人员825名,追赃超百亿元。同时采取一系列防逃措施,如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日常监管,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重大事项报告情况进行审查核实,强化因私护照和出入境管理,推行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资金流动,斩断资金链,压缩外逃贪官在外生存空间。外逃人员人数直线下降,2014年101人,2015年 31人,2016年19人,2017年4人。

看到这些成果,作为反腐败海外战场的一名老兵,我感到分外欣慰。追逃追赃工作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得益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各部门的密切协作,也离不开长期外事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和逐步建立起的全球反腐败合作网络。

(摘自《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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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洪业、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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